在国际市场原油价格猛涨的背景下，中国如果不提高国内市场成品油价格使之最终与国际市场接轨，将直接影响新能源在中国的推广与开发。
新能源开发已经成为中国内外经济界的热点，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3月18日发布了《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一五”规划》，系统提出中国未来的新能源发展战略。显然，中国高调提出开发新能源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更是为缓解乃至消除现行能源消费模式造成的温室效应、大气污染等严重环境危机。
然而，新能源开发从来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再先进的技术，倘若缺乏商业可行性，必然无从推广。因此，要发展新能源，就必须设法为之提升商业可行性。与常规能源相比，新能源最大的商业弱点在于成本较高，如果常规能源维持原来的低廉价格，新能源的开发就注定缺乏商业动力。事实上，近年国内外新能源开发的热潮很大程度上系拜油价高涨所赐。在这种情况下，出于良好动机所推动的抑制常规能源价格的政策，很可能产生一系列负面后果，包括抑制新能源正常发展。
因此，基于以下理由，提高国内市场成品油价格直至最终与国际市场接轨，有其合理逻辑：
——中国境内外成品油价格倒挂将激励向境外走私成品油、境外交通工具来境内加油等诸多跨境套利行为，导致国内肥水外流，等于补贴境外消费者。
——在原油价格已经与国际市场接轨的情况下，成品油价格与国际市场联动能够为中国石油(18.44,0.09,0.49%,吧)企业改善内部管理创造必要的外部环境，否则，石油公司内部炼油部门等于是要承担强制性的亏损义务，公司不得不为一个扭曲的价格体系付出额外的成本来界定内部不同部门的真实贡献。
——激励中国企业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节能途径，激励中国居民寻求更健康的生活方式，从而推动构建节约型社会。在油价上涨的时候，无论何种目的，要求政府或石油企业补贴高收入居民的奢侈消费都有些勉为其难。
需要强调的是，新能源开发、尤其是核能的开发，在技术探索过程中必定要承担种种风险，社会公众的宽容对其发展至关重要。而启动传统能源的价格杠杆，更是其中关键一步。尽管此举有加大通货膨胀危险，或会引发舆论反弹的压力，但从促进中国未来能源结构转型的大计看，此险值得一试。
回顾中国历史，明清两朝为求“平安”而偏于保守的取舍，已为中国发展留下深远遗憾。
明朝初期，中国海运技术在全世界遥遥领先。与早先数十年的郑和船队相比，哥伦布的新大陆(11.33,0.18,1.61%,吧)远航船队犹如玩具。但明中后期后，西欧航海技术成功赶超了中国。中国航海技术何以在那样一个和平发展的年代落伍？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漕运兴起，致使当时直至晚清的中国海运业丧失了巨额政府采购的推动，而西欧的航海和探险却被航海家亨利王子等人运用政府资助等方式推动发展起来。
明成祖定都北京后，因北京周边粮食不能自给，从江南到首都的大规模粮食运输成为政府最重要的事务之一。南粮北运有运河和海运两条路线，海路的优势是运输量大、单位运输成本低，但每年时有海难死伤发生；走运河平均运输成本高，但更为安全。在追求平安的思路下，明廷决定弃海路，全部走运河，结果这项貌似“理性”的决策不仅因成本过高而耗尽了明朝政府的财力，更使运河沿线一些地方在明清两朝都为确保漕运付出惨痛的代价，最典型的兴盛于唐朝开元盛世的泗州古城在康熙年间为保证漕运而淹没在洪泽湖下，直至2004年方才部分浮出水面。
从中国后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判断，这项“理性”决策的后果是得不偿失：不仅让中国海运业在明清两朝陷入停滞，还从根本上使得中国在世界巨变的环境下无力应对，滑向衰败。
今天，中国在发展新能源面前面临同样的抉择，是让油价继续偷安换取称赞，还是果断为新能源开发创造条件？这个两难的问题着实值得当局者认真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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